11 月 12 日上午，圣克拉拉，圣托马斯高速路 2788 号。一份不到两页的新闻稿从这栋楼里发出去，标题五个英文词：NVIDIA Announces CEO Transition。（英伟达宣布 CEO 交接事宜）
第一条，黄仁勋辞去总裁、首席执行官和董事职务，立即生效。第二条，当了十三年首席财务官的科莱特·克雷斯出任临时 CEO。第三条，哈维·琼斯成为公司三十三年来第一位董事会主席。他是芯片设计软件公司新思科技（Synopsys）的前 CEO。
新闻稿里有一句评价：「 黄仁勋对英伟达的贡献是深远的。」原文英文用的是现在完成时，一件过去的事对现在的影响。
关于原因，一个字都没有。
英伟达总部大楼
四天前，他给全体员工发过一封邮件，标题是《A Message to Our Company》。信里说：「我对妻子不忠。我的行为伤害了她和我们的孩子。对此没有任何借口。」信的结尾落了一个词：Jensen。同一天，董事会宣布启动独立调查。今天，媒体又爆出黄仁勋和英伟达高管有另一段婚外情。
十一月的硅谷还没到最冷的时候。这家公司在一年多前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家市值五万亿美元的公司。今天，它的创始人只剩下一个身份：一名持股约 3% 的股东。
他不再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决策。除了这 3%，他和这家公司几乎没有关系了。
三十三年前，他在离这栋楼十公里的地方，用四万美元开了这家公司。
一张桌子，四万美元
1993 年 4 月，圣何塞，贝里耶萨高架桥下的一家 Denny's。
那家餐厅在东圣何塞，当年的东圣何塞不算好地方。餐厅门面上有弹孔，是有人朝停着的警车开枪留下的。三个三十岁上下的电气工程师坐在靠里的位置，桌上摊着纸。其中一个人叫克里斯·马拉科夫斯基，正在吃一份香肠蛋卷，喝一杯煮糊了的咖啡。
另外两个是柯蒂斯·普里姆和黄仁勋。三个人此前都在芯片行业做事，马拉科夫斯基和普里姆在 Sun Microsystems，黄仁勋在 LSI Logic。
他们决定做一件事：给个人电脑造一颗专门画图的芯片。
东圣何塞那家 Denny's
据说三个人每人掏了 200 美元，才把公司注册下来那天。这家公司的起步，传言只有 4 万美金。
那时候没有「GPU」这个词，这个词要等到 1999 年才被造出来。那时候的个人电脑，画面是 CPU 一边算逻辑、一边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画出来的。想打游戏，得再插一块卡；那块卡笨重、昂贵，画面还是糙的。
黄仁勋他们赌的，是画面永远不够好。
「1993 年根本没有市场，」马拉科夫斯基后来说，「但我们看到一道浪正在过来。」他拿加州冲浪比赛打比方：在日本看到一场风暴，就通知所有冲浪者两天后到加州，因为浪要来了。「我们当时就在起点上。」
这句话后来被证明对了一半。浪确实来了，但第一个浪头就把他们拍在了沙滩上。
三本六十美元的教材
1995 年 5 月，英伟达的第一颗芯片 NV1 上市。
这颗芯片的野心大得离谱：它想把图形界面加速、波表合成、全动态视频、3D 渲染、精密游戏端口，全部塞进一颗芯片里。研发花了 1000 万美元，钱是红杉资本和另一家风投 Sutter Hill 给的。
它没有卖动。
一颗芯片想干五件事，结果就是五件事都干得不够好；更麻烦的是，它选了一条和别人相反的技术路线。别人用三角形拼出物体，它用曲面；别人用「反纹理映射」，它用「正纹理映射」；别人的芯片里有一块叫 Z 缓冲的东西，自动判断哪个面在前、哪个面在后，它没有，它让游戏自己排。
三个选择，全错。
NV1 显卡
1995 年年中，他们意识到了这件事。而这时候，微软正准备发布 Windows 95，准备推出 Direct3D——一个基于三角形和反纹理映射的图形接口。全世界的游戏开发者都会照着它写游戏。
也就是说，他们这条技术路线就算走到底，也不会有游戏能跑。
更糟的是，他们手上还压着一份做不完的合同。大客户是日本游戏公司世嘉，合同写得很清楚：英伟达沿着同一条路线，给世嘉的下一代游戏机做第二颗芯片，内部叫 NV2；世嘉则把自己 Saturn（土星）游戏机上的游戏移植到 PC 上，用英伟达的芯片跑。
黄仁勋后来在台大毕业演讲里回忆那一年，只用了一句话：「要么做完，要么不做。两条路都是死。」
做完，是死。不做，违约，也是死。
他买了张机票去日本。
在世嘉的会议室里，他见到了入交昭一郎。这个人当过本田美国公司的 CEO，后来回日本执掌世嘉。那年黄仁勋 33 岁，他自己形容：「我那时候还有青春痘，又瘦，一个中国小孩。」黄仁勋生在台湾，9 岁被家里送到美国肯塔基的一所寄宿学校，从那以后就一直在美国长大。
他对入交昭一郎讲了三点。
第一，我们承诺的技术不成立，它做不出来。第二，我建议你别让我们做完这个合同，那是在浪费你的钱，你最好另找一个伙伴。第三，虽然我请你放我走，但我还是需要这笔钱。如果你不给我，我们公司今晚就会消失。
然后他请求入交把这笔合同的最后一笔 500 万美元，改成对英伟达的投资。
入交昭一郎想了两天。
他后来对黄仁勋说，这笔钱投进去，你的公司很可能还是会倒闭。黄仁勋回答，他知道，可如果世嘉不投，英伟达连机会都没有。
最后，入交决定投。
世嘉 Saturn
黄仁勋后来说，如果世嘉一直拿着那笔股份，今天大概值一万亿美元。但英伟达上市那天，世嘉就卖了，「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个奇迹。」卖的时候，英伟达的估值是三亿美元。
500 万美元到账之后，黄仁勋做的第一件事是裁员。公司从一百多人裁到只剩三四十人。所有做游戏机的人，全部裁掉。
然后他发现了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公司里没有人会做「正确的」那种图形芯片。所有人只会做错的那一种。
他去了趟书店。兜里 200 美元，买了三本 Silicon Graphics 出的教材，每本 60 美元。回到公司，他把三本书分给三个架构师，说：读完了，我们去救公司。
1997 年 4 月，第三代芯片 RIVA 128 发布。
这颗芯片有多赶？它只支持 32 种 DirectX 混合模式里的 8 种。他们没有样片，没有第二次流片的机会，账上的钱只够流一次。流片，就是把设计好的芯片交给工厂，第一次真正造出来。于是他们把整颗芯片放进模拟器里跑，一个画面渲染要等一个小时，软件团队就坐在实验室里，看着屏幕一格一格地刷。
流片那天，黄仁勋跟所有人说：这颗芯片会是完美的。
有人问他：你怎么知道？
他说：因为如果不完美，我们就没了。
他还做了一件更疯的事：跳过样片测试，直接下量产订单。正常的做法是先造一小批样品芯片，测没问题了再大批生产。他打电话给台积电，说我们有很多客户，需求很大，这颗芯片我们知道它能工作，请直接开始生产。台积电的人说，从来没有人这么干过。
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后来专门飞到美国见他。要不要给这家小公司开生产线，是他一句话的事。老先生没有直接问「你还有钱吗」，他绕着圈子问了很多问题，想套出这个答案。黄仁勋的说法是：我们确实没有全部的钱，但我们手上有一张很硬的客户订单。
RIVA 128 上市四个月，卖出一百万片。
公司活了。
RIVA 128 显卡
三十天
活下来是有代价的。黄仁勋有一句口头禅，那几年被他说得最多。
「我每天醒来，都觉得公司离倒闭还有三十天。」
按他自己的说法，从创业那天起，这句话他就一直在说。2025 年坐在美国最红的播客主持人乔·罗根的麦克风前，他还在说：「这句话我用了 33 年。每天早上，每一个瞬间，睡觉前。」
1999 年 1 月 22 日，英伟达在纳斯达克上市。
敲钟那天，公司估值三亿美元。对一家四年前还在为工资发愁的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对黄仁勋来说，这只是把「三十天」往后推了推。
2001 年，英伟达取代刚刚因财务造假破产的安然，进入标普 500，也就是美国最有代表性的 500 家上市公司名单。在这之前一年，微软把第一代 Xbox 的图形芯片订单给了他们，预付款两亿美元。
然后是 2002 年。微软回过头来压价，nForce 芯片组的第一批货砸在仓库里，一个季度亏了 4860 万美元。
然后是 2008 年 7 月。一批用在笔记本电脑上的图形芯片被发现存在缺陷，公司一次性计提 1.96 亿美元，也就是先从利润里划出这笔钱，准备用来给客户换货赔偿。同一年，金融危机来了。
那几年，整个行业的名单在快速变短。1990 年代末，做独立显卡芯片的公司有 70 家。到 2008 年，只剩两家：英伟达和 AMD。
关于那几年的不顺，他后来很少提，反倒是讲过一个跟芯片毫无关系的故事。
有一年夏天，他在京都。银阁寺的苔藓园很大，园子里只有一个园丁，蹲在地上，用一把竹镊子把枯掉的苔藓一点一点夹起来，放进竹篮。他走过去问：你的园子这么大，怎么做得完。
园丁用英语回答：我照顾这个园子，已经二十五年了。我有的是时间。
京都银阁寺苔藓庭园
他后来在加州理工的毕业典礼上讲了这个故事。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深刻的领悟之一：一个人只要找到一件事，一直做下去，时间就够用。
后来罗根问他，三十三年靠什么撑下来。他没有说愿景，也没有说使命。
「我不是有野心的人。」他说，「我只想活下去。」
然后他补了一句：「我更大的动力，来自不想失败，而不是想要成功。」
台下没有声音
2006 年，黄仁勋做了一个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
他要把 CUDA 装进公司所有的显卡。
一颗图形芯片里有成百上千个小小的计算单元，它们只会做最简单的加减乘除，但同时做。CPU 像一个什么都会一点的博士生，一次处理一件复杂的事；GPU 像成百上千个小学生，只会算术，但一起动手。
CUDA 就是给这成百上千个小学生发一本通用作业本：除了画像素，你们还可以算别的——算蛋白质、算天气、算地震波。
问题是，这本作业本很贵。它让每一颗芯片的成本往上跳了一截，而买显卡的人，是打游戏的，没有人会为「算蛋白质」多付一分钱。
「我发布 CUDA 的时候，台下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后来说，「没有客户想要它，没有人问过它，没有人理解它。」
公司的市值跌掉了一大半。他后来在演讲和采访里提起这段，他说：华尔街认为他疯了。
股东要求他回去好好做利润率。他每年办一场叫 GTC 的会，上台讲通用计算，台下坐着一群将信将疑的人。会开完，他就飞去各个大学，找那些用显卡做科学计算的研究员。
最先被说服的，是科学界。地震数据处理、CT 重建、分子动力学、粒子物理、流体力学，一个领域接一个领域，CUDA 被拿去当算盘用。
2012 年，多伦多大学的一个博士生亚历克斯·克里泽夫斯基，在自己卧室里，用两块 GeForce GTX 580 游戏显卡，把 120 万张图片喂进一个神经网络。那年的 ImageNet 图像识别比赛，他的错误率是 15%，第二名是 26%。他训练的这个神经网络，后来有个响亮的名字：AlexNet。
从这一刻起，大家才相信，深度学习这条路走得通。
黄仁勋看到那篇论文之后，做了一个决定：把整家公司押上去。他后来说，他们判断这件事的方式很朴素——如果一个东西能靠「更大」变强，那它就没有天花板。他们要做的，是先把那个「更大」造出来。
2016 年 8 月，他亲自把一台机器送到旧金山。那台机器叫 DGX-1，13 万美元，8 颗 Tesla P100，170 teraflops，也就是每秒能算 170 万亿次，相当于 250 台普通服务器。收机器的人叫埃隆·马斯克，他当时是 OpenAI 的董事。
那时候 OpenAI 在硅谷还是一个没人看得懂的非营利组织。
2016黄仁勋把DGX-1交给马斯克
零亿美元的市场
CUDA 在台上没人鼓掌的那几年，他还在同时打另一场仗：手机。
2010 年，谷歌想把 Android 做成一台图形能力很强的移动电脑，英伟达是最合适的伙伴。可在这之前，他们已经被踢出过好几个市场。
他们做芯片组，也就是主板上那套负责把各个部件连起来的芯片。AMD 收购了显卡公司 ATI 之后，就不再需要他们了。
他们转去找 Intel 拿授权，给苹果的 MacBook Air 做了芯片组。没过多久，Intel 终止了协议。
他们又转头拿 ARM 的授权做手机芯片，谷歌拿去做 Android 设备。这一次卡住他们的是高通，高通不肯把 modem 接给他们。modem 就是那颗把手机连上移动网络的基带芯片。
没有 modem，就做不成手机。
「差不多一年一个节奏，」他后来在加州理工的毕业典礼上说，「我们做出一样东西，非常成功，引起巨大轰动，一年之后就被踢出那个市场。」
「没有市场可以去了，」他说，「所以我们决定去做一个确定没有客户的市场。因为你可以确定一件事：没有客户的地方，也一定没有竞争对手，而且没人在乎你。」
他们选了机器人。那时候这个市场的规模是零美元。今天，英伟达的汽车和机器人业务加在一起，一年是 23 亿美元。
然后到了 2021 年，英伟达还赶上了一波币圈红利，因为以太坊的疯涨。当时的以太坊挖矿还要靠显卡来挖。矿工们一车一车的买显卡，让英伟达的财报分外好看，股价和币价一起飞。只不过一年后币圈崩盘，英伟达财报不好看了， 股价也跟着崩。甚至美国证交会为此罚了它 550 万美元。
当时的黄仁勋一定不知道，这是他在英伟达最后一个坎了。
最后一封信
2022 年 11 月 30 日，ChatGPT 上线。
人类迎来 AI 纪元。
接下来三年，是商业史上最快的爬坡之一。2023 年 5 月，市值破一万亿美元。2024 年 6 月，破三万亿。2025 年 10 月 29 日，破五万亿，人类历史上第一家。
2026 财年，英伟达的收入是 2159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 65%。其中数据中心 1937 亿，游戏 160 亿。
那台机器造好了，跑起来了，而且跑得比任何人预料的都快。
在地球为迎接可怕的 AI 纪元到来之时，造机器的人，在 11 月 8 日晚上写了一封信。
「我对妻子不忠。」
「我的行为伤害了她和我们的孩子。对此没有任何借口。我深感抱歉。」
他的妻子叫洛丽，两人是在俄勒冈州立大学读书时认识的，当年是实验课上的搭档，结婚已经四十多年。
「关于新闻报道提出的国家安全关切，董事会已经启动独立调查。我支持这项调查，并将全面配合。」
两天后，董事会请了外部律师：前纽约南区代理联邦检察官 Joon H. Kim，和 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 律所。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是美国办金融犯罪最出名的那个办公室。
又过了两天，他的另一段婚外情曝光。
十几个小时后，新闻稿发出来。辞职，立即生效。
他没有出现在任何发布会上。公司说，11 月 17 日的季度财报电话会照常开，只是台上的人换了。
三十三年，他经历了世嘉的 500 万、CUDA 的六年不被理解、无数次过山车、一次 69% 的暴跌、一次收购失败、一轮接一轮的出口管制。这些都过去了。他没有在过去任何一次里离开。
在芯片之外，这一次他离开了。
尾
2024 年春天，他带 CBS 的摄像机回过那家 Denny's。
他 15 岁在俄勒冈的Denny's 洗过盘子、端过盘子。
他站在餐厅里，指着靠里的位置说：我们就坐在那儿，三个人，决定开一家公司。
「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做。」他说，「他们也不知道。我们谁都不会。」
那张桌子现在还在，旁边多了一块 Denny's 挂上去的纪念牌。餐厅翻修过，门面上的弹孔早就补上了。当年坐在桌边的三个人，一个还留在公司，一个 2003 年就离开了公司，最后一个在今天离开。
Denny‘’s纪念牌
三十三年里，他每天醒来，都觉得自己离倒闭还有三十天。
这一次，数到第三十天的是他自己。
